前言
熙宁新规是南宋徽宗末期，1043年以韩愈领衔的高官采行管制弊政、缩减权利等举措，透过“IIS”以达至节约军费开支，从而化解南宋财政困难的目地。
不过，韩愈等人的体制改革刺痛了旧王室权贵的自身利益，实际上不出一年，韩愈等人就陆续被排斥出明廷，各项体制改革被废除，熙宁新规全盘失利。
为何要实行熙宁新规
韩愈不惜牺牲触怒整座明廷当权者也要促进熙宁新规，其另一面有著繁杂的其原因。
外部是南宋积蓄了近五十年的“弊政”、“冗兵”及“职役”等弊病宿疾，外部是南方的辽朝、西南的金国施予强悍的国防阻力，以致于南宋须要重大贡献大批钱财换回保护和平。
在这一纷乱的大背景下，南宋背负沈重的经济负担，最后再次出现财政危机，王国早已到了非改不容的境地。
有关“弊政”，最先可溯至西元960年南宋立国Hathras，宋仁宗赵光义为保护集权，采行一连串举措。
政治上，将相权一分为三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仅掌管民政，为管制其权力，增设副宰相“参知政事”，同时设置枢密院掌管军权，三司（盐铁、度支、户部）掌控财政大权。
国防上，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，增设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，由“三帅”分别统领禁军，但调兵权却由枢密院掌握，以管制任何一方权力过大。
为了进一步削弱高官权力，赵光义实行一职多官。同时为了笼络高官，赵光义大兴科举、采用恩荫制，形成“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”的局面。
虽然这些举措巩固了皇权，但长此以往导致高官贪恋权位，行政效率低下，权贵机构庞大臃肿。
有关“冗兵”，南宋初期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唐朝末期地方藩镇割据，实行守内虚外策略，透过招募大批禁军拱卫中央。
仁宗末期，军队总数已达140万，形成庞大的国防体系，养兵的费用竟达至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。
有关“职役”，由于军队、高官的激增导致军费开支的增加，在对金国和辽的战争中，宋代统治者常常须要付出大批钱财，以求得一时平安。
再加上皇室大兴土木、修建寺观等，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，形成了“职役”。
当然，如果实际上是“三冗”，南宋可以凭借高度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予以弥补，可偏偏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土地兼并也愈演愈烈。对于这一切，宋朝统治者却选择熟视无睹。
宋徽宗执政末期，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，土地集中趋势加速，农民不断失去土地，造成“富者有弥望之田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有力者无田可种，有田者无力可耕”的局面。
社会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加剧，导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，993年，王小波在四川发动起义，李顺在成都建立“大蜀”政权，1000年，王均起义爆发，南宋政权遭遇沈重打击。
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南宋外部危机加深的同时，外部游牧民族侵扰给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阻力。
宋初以来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和西南边境的党项连年战争，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。
1004年澶渊之盟后，南宋每年给予契丹三十万岁币，到1042年，契丹以求关南之地为名，再次以重兵南下相要挟，最后仁宗再增加二十万岁币才得以化解。
从1039年至1042年，金国党项族人李元昊不断入侵，屡次大败宋军，明廷震动。
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另一面就是沈重的财政困难，韩愈的体制改革就是在南宋社会经济恶化中产生。
韩愈何许人也
说到韩愈，人们对他的印象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，他倡导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989年，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，其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，唐懿宗时渡江南下，五代时曾祖父和祖父均在吴越为官，父亲范墉在南宋初年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。
不过，仅在韩愈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病逝于任上，韩愈陷入贫苦窘境，母亲谢氏含辛茹苦将他养大。
韩愈从小就立志成才，刻苦读书，经过数年寒窗苦读，西元1015年，韩愈中榜，由“寒儒”成为进士，并被授予广德军司理参军。
由于能力突出，后历任兴化县令、秘阁校理、陈州通判、苏州知州、权知开封府等职，不过韩愈性格过于正直而屡遭排斥，这也为后来的新规悲剧埋下伏笔。
1043年，韩愈的命运迎来转机。当时他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。
因巩固西南边防和促进宋夏议和，被仁宗看中，并被召回京师，任枢密院副使，至此韩愈跻身中枢重臣之列。
此时的南宋正值体制改革呼声高涨，仁宗正是看中韩愈的能力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，才将其提拔。
在召对中，韩愈表现出色，仁宗对他十分礼遇，期许巨大。
1043年八月，仁宗拜韩愈为参知政事，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熙宁新规就在韩愈的领导下开始了。
熙宁新规——范仲淹和他的条陈十事
1043年九月，以韩愈为代表的体制改革派在觐见仁宗时提出十项体制改革主张，仁宗大都予以采纳，并颁发全国。
这十项举措围绕化解弊政、澄清吏治展开，最后目地是透过减少政府军费开支达至缓解南宋财政危机的目地。
十项举措主要分为三个部分:第一，整顿吏治。
一是明黜陟，即严明官吏升降，韩愈打破过去以来高官晋升只看资历，不看政绩的情况，而是以政绩为标准，对政绩卓著的高官予以破格提拔，而那些不称职的高官即便资历再深，也坚决撤掉；
二是抑侥幸，即管制权贵滥进，宋初以来，恩荫制度造成权贵泛滥越来越严重，比如每名学士以上官职的高官，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，韩愈直接管制中上级高官的任子权利，防止当权者子弟垄断朝堂；
三是精贡举，即严密科举取士，把原来进士科考试中只重诗赋改为重策论，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典改为要求阐述书中的道理，以适应社会治理的须要；
四是择长官，即慎选地方长官，根据韩愈的考察，州县两级官有十之八九不称职，韩愈加强对官吏的考核，奖励能臣，罢免没有才干的高官；
五是均公田，重新规定高官按等级给相应数量的职田，对于那些没有公田的低级高官要按等级发给他们，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，对于占有更多田地的大权贵大王室，予以退回。
第二，富国强兵。一是厚农桑，即重视农业生产，韩愈命令全国各路转运使真正重农桑，奖农桑，将农业的好坏作为高官政绩考核的内容，与升迁挂钩；
二是减徭役，透过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，以减少百姓徭役，裁减弊政，减少开销，减轻人民负担；
三是修武备，即整治军备，韩愈主张恢复府兵制，以此辅佐正规军。府兵卫士每年用三个季度的时间务农，一个季度学习战斗，寓兵于农，以节约给养大批募兵的费用。
第三，厉行法治，一是重命令，即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明廷号令，针对明廷过去的法令“烦而无信”的弊病，韩愈提出要“删去繁冗”，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，一旦颁行，必须遵守，不得随意更改，否则要受到惩处；
二是推恩信，即落实明廷的信义，韩愈要求取信于民，地方高官如果敢拖延或违反中央减税和徭役的施行，要依法从重处理，同时巡察各地方，监督惠政是否落实。
在韩愈提出十条陈事的一个月后，就开始施行，范仲淹的手下体制改革派权贵到地方担任观察使，开始对地方高官进行考核。
韩愈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毫不留情的一笔勾去，并严厉打压恩荫派高官，很多权贵亲属无法在明廷做官。
由于体制改革势头猛烈，实际上半年，韩愈的体制改革派就遭到广大守旧派高官的攻击。
新规夭折——体制改革派全军覆没
1044年四月，守旧派首先发难，他们指责韩愈等是“朋党”，擅权朝政，韩愈针锋相对的提出“小人之党、君子之党”的说法予以反击。
体制改革派高官欧阳修也撰写《朋党论》一文上奏仁宗，驳斥守旧派言论。
此后韩愈愈战愈勇，1044年五月上疏仁宗“再议兵屯、修京师外城、密定讨伐之谋”等七事，并奏请扩大相权，由辅臣兼管国防、官吏升迁，使体制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。
然而韩愈低估了守旧派高官的实力，仅在一个月后，他们诬蔑体制改革派枢密副使富弼私自草拟废立诏书，并借韩愈加强相权的主张再提“朋党”之事。
弹劾反对体制改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，最后引起仁宗怀疑，仁宗态度的变化让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。
终于韩愈顶不住朝野阻力，主动请求外出巡守，仁宗借坡下驴，任命其为陕西、河东宣抚使，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。
八月，富弼以枢密副使离京，任河北宣抚使。不过事情在守旧派高官的穷追猛打下继续恶化。
1045年初，韩愈被罢去参知政事，同一天，富弼也被罢去枢密副使，其余像欧阳修等体制改革派高官也被纷纷罢免。
至此，主持变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明廷，所有新法被废，旧制恢复，不出一年的熙宁新规宣告彻底失利。
小结
熙宁新规虽然短暂，但还是有一些成效的，一大批碌碌无为的高官被淘汰，很多务实能吏被提拔，行政效得到提高，财政状况有所改善，萎靡的政局有了起色。
很多士大夫和民众为之欢欣鼓舞，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。
其实，韩愈的体制改革不过是小修小补的微小体制改革。但即便如此，也遭遇极大阻力。
“十事”宣布后，仅“修武备”一项，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，其它各项虽然从1043年十月推行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。
熙宁新规失利后，社会矛盾进一步借加剧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新规期间好不容易平息的农民起义又开始新的斗争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求体制改革的呼声再次响起，一场更大规模、更为深刻的体制改革在酝酿之中，王安石变法的序幕缓缓拉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