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州郭沫若纪念碑曾有这么二号人物形象，他是“少女瑝”的侄子，曾担任馆长一职。

他叫章贵，以郭沫若研究专家的身份为观者知晓。每当他回顾自己这终其一生，总有一天不曾有过1954年郭沫若纪念碑成立时，值班人员找到他的情景。

当时，镇长带值班人员来到他家，希望他能去楼前工作，这个回不来过一天学的穗序奥尔奈，兴奋不已：“可是我不写字，TNUMBERV12V4吗？”

值班人员笑着说：“TNUMBERV12V4！写字的人多的是，但像你这样和郭沫若先生有密不可分历史渊源的，本该怕是没有几个呢。”

章贵是章卡谢乌的侄子。提到章卡谢乌，现代人可能有些陌生，但如果说“瑝”两个字，现代人Thuir十分熟悉。章卡谢乌就是瑝的蓝本。

章贵和爷爷章卡谢乌一样，反之亦然是农民出身，反之亦然回不来勇太读过书。但不同的是，章圣阿穆县在新中国，长在黄旗下，即使一个偶然的打下基础，又通过自己的夏仁虎，终于重写了家族企业的宿命。

1.少女瑝，是郭沫若小时候快乐的原动力与心头总有一天的白月光

少女瑝是郭沫若长篇小说《故乡》中的人物形象，更是以撞名标题入围小学五年级教科书，是个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。

提起少女瑝，我们脑子里就会显露出这样的镜头：月光下湖边青翠的青草里，一个少女手捏绒兰，尽全力向猹剌去。

郭沫若写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平凡人形象，但对瑝饱含了特别的感情。因为瑝不仅真实存在，还是郭沫若小时候无话不说好的青梅竹马。

瑝的蓝本叫章卡谢乌，湖州市诸暨二段墟镇杜浦村人。他母亲名叫章福庆，在湖边种十几亩荒漠维生，同时编得一手好艺品。算命说瑝四象洪水泛滥，因而母亲给他起名“卡谢乌”；而郭沫若在小说中改为“瑝”，喻意四象缺土，在湖州吴语中“闰”与“运”谐音，有类似之处之意。

郭沫若本名周树人，在他的少女时代，周家还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，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。每逢农忙或过年时，瑝的父亲就到郭沫若家里干杂活帮忙，他手艺好，人又勤快，深受周家信任。

1893年春节，周家要举办一个重要的祭祀活动，事务繁多，人手不够，瑝便跟着母亲来周家帮忙看管祭器，因此和郭沫若相识，并成了无话不说好的青梅竹马。

郭沫若这样描写初见瑝的情景：他正在厨房里，紫色的圆脸，头戴一顶小毡帽，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，见人很怕羞，只是不怕我。

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女不到半天就混熟了，彼此以哥弟相称，阶层鸿沟在他们那里似乎是不存在的。

地主少爷迅哥儿在高墙深院里长大，少女瑝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无穷无尽的新鲜与稀奇：下雪天捕鸟，湖边捡贝壳，潮水来时捉跳鱼。

最厉害的要数月亮底下在西青草里刺猹，那镜头如临其境，让年少的郭沫若心驰神往，那时的瑝在他心里简直就是个少女英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会，朝气蓬勃又充满灵气。

而迅哥儿则带瑝在湖州城里走走逛逛，看看城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两个出身截然不同的少女分享彼此的生活经验，也结下密不可分的友谊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过了正月，瑝就被母亲带走了，临别时，两个青梅竹马都哭天抹泪难舍难分，彼此都没意识到：多年以后，他们各自的境遇将是天壤之别。

2.渐行渐远，出身和教育的不同让两人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

小说里，鲁迅写的是他和瑝分别后，除了瑝让母亲带给他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外，二十年里再没见过面。

但实际上，据郭沫若的弟弟周作人回忆，从1900年到1912年期间，郭沫若和“瑝”至少还见过两次面。

那时郭沫若十七八岁，在南京矿业学堂读书，放寒假期间，瑝曾陪伴郭沫若一起在湖州城游逛，他们一起聊天、品尝小吃。

瑝喜欢听郭沫若讲学堂的新奇事，郭沫若则很怀念小时候的无忧无虑，虽然彼此有着身份的隔阂，但起初他们还是保持着亲密的友谊。

为家里的顶梁柱。

对于郭沫若口里说出的新名词，瑝压根就听不明白。渐渐地，再见面时，两人已经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。

在此期间，周家也经历了一系列变故，先是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行贿案入狱，然后母亲周伯宜又一病不起，被革除功名后整日借酒浇愁，很快就与世长辞，周家就此家道中落，再也雇不起短工。

郭沫若与瑝的生活从此没有交集的可能，再见面时彼此都已人到中年。

郭沫若一直在外求学，发愤苦读，希望能够学有所成，报效国家。1902年矿路学堂毕业后，又公费留学日本学医，不断追求更广阔的世界。

而瑝自从母亲去世后就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每日下地干活，摇船、做工，到了一定的年龄娶妻生子，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有个好收成，官老爷少收点租，家人的日子能好过一点。

两个原本就出身悬殊的年轻人渐行渐远，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
3.中年重逢，被残酷现实筑起的隔膜与辛酸

1921年冬天，郭沫若再回到故乡时，怀着美好期待再次见到瑝，他早已不复少女时纯真健壮的模样，俨然一副潦倒的底层农民形象：

“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，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，浑身瑟缩着，那手也不再是红活圆实的手，却又粗又笨，而且开裂，像是松树皮了。”

这些年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

瑝有六个孩子，一家人就靠那十几亩荒漠和打打零工讨生活，然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饥荒，苛捐杂税，加上土匪和官兵的巧取豪夺，一年到头辛苦劳作，连填饱肚子都难。

眼前的瑝脸上刻着深重的皱纹，像石像一样沉默，他只是觉得苦，却又形容不出，只能默默地吸烟。在他身上，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少女时的灵气与生机。

与外表的愁苦相比，更让郭沫若心寒的是瑝精神的麻木，和对现实的逆来顺受。阔别多年，当郭沫若满怀欢喜说：瑝哥，你来了？

瑝却只是嘴唇动了动，半天才怯生生叫了声：老爷！……还要拉着藏在身后的儿子水生给郭沫若磕头。

水生已经十七岁，俨然又是二十年前瑝的翻版，唯一的是脖子上没戴银项圈，更黄瘦些。

从这个细节也可看出，由于饥荒、兵、匪、官、绅，苛税的存在，二十年来农民的生存境况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善，反而更艰难了。

这一声老爷彻底击碎了郭沫若童年的美好回忆，也在两人间筑起深重的藩篱和无形的隔膜。

虽然多年未见，两人再也没有什么话说，只能聊些无关紧要的闲天。

瑝又何尝不觉得尴尬和辛酸呢，他第二天领着水生回去，明明水生和宏儿已经混熟了。

到郭沫若启程那天，他去送行，顺便把挑拣的东西运回去，带的却不是水生，而是5岁的女儿章阿花，说是帮着看管船只。

虽然瑝已经被世道逼成了木偶人，但心底多少还残留些自尊吧，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水生和郭沫若的侄子宏儿重蹈上一代的悲剧，那样太残忍了。

瑝回不来过一天学，没见过新世界是什么样，更不懂得什么大道理，他只知道对有权有势的人要毕恭毕敬，吃官家饭的人都是得罪不起的。

虽然和迅哥儿是小时候的青梅竹马，但那个时候少不更事，哪里知道人是分贵贱的呢。成人的世界只有生存的艰难，谈友谊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

对瑝来说，对郭沫若称呼“老爷”几乎是本能的选择。

说到底，这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，虽然当时已经是民国了，但是湖州农村依旧是封建宗法制社会，农民的思想普遍处于蒙昧状态。

1921年的郭沫若已经在教育部任职，他此次回乡本是为了告别老屋，接母亲到北平，和瑝的见面让故乡残存的最后一丝念想也破灭了。

故乡从此不再值得留恋，西瓜地上银项圈小英雄的影像也从清楚变得模糊，离开故乡的途中心绪也因此格外沉重。

郭沫若从中年瑝的身上看到故乡衰败的根源，他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热切希望后代们不要像瑝那样辛苦麻木地生活，更不要像他们之间那样隔膜起来。

“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，是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”。

4.世道沧桑，小时候青梅竹马先后离世，瑝后代生存艰难，孙辈章贵实现逆袭

和瑝的见面是郭沫若创作小说《故乡》的重要原动力，而据留存的资料来看，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处理，《故乡》里面的人事描述都是对真实生活的高度还原，关于瑝的描写更是他真实生活境遇的再现。

人到中年的闰土一年到头手脚不停，要应付官府的苛捐杂税，提防土匪强盗，整天为了让孩子们填饱肚子发愁。哪承想，晚年的瑝生活更为悲惨。

1934年，浙江全境大旱，水乡湖州城大大小小的河沟都断流了，田里都冒烟，大旱过后蝗灾又至，瑝的6亩薄田颗粒无收，讨债的、官府逼捐的又找上门来，扰得家里不得安宁。

瑝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一咬牙把那6亩沙田也卖了，流落外乡靠打零工和当佃农维生。但日子却是更苦了，毕竟还要给东家交租，能落到手上的更少了。

年岁不饶人，瑝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1936年夏天，他背上长了个毒疮，刚开始只是红肿痒痛，渐渐开始流脓。

即使没钱医治，他只能忍着疼痛白天继续干活，晚上让老伴帮他擦洗干净，再疼也只是小声哼两声。

儿子章启生看在眼里，心里很不忍，在瑝聊起多年前带他去郭沫若家送行的往事时，试探地说：“爹，咱要不要试着给老爷写封信，他肯定会帮你的。

那年，宏儿跟我玩的可好了，还分给我很多糖果呢。”瑝却只是轻轻地摇摇头：“老爷是个好人，可咱这么多年也没帮过人家，现在凭什么麻烦人家？”

一个月后，瑝病重去世，年仅57岁。

同年，郭沫若因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导致肺部病灶加重，不久也逝世了。

瑝去世后，章启生作为家里的长子又挑起生活的重担。但是不幸的是，章启生本来就体弱多病，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不到40岁就去世了，留下两子一女，次子就是章贵。

章贵的母亲不得已只好带着年幼的女儿去城里给人当保姆谋生。章贵的哥哥小小年纪当了童工，而章贵即使年纪太小，被寄养在叔叔家，当起了穗序。

不久，章贵妹妹得了肺病早早夭折。一家人为了生存四散飘零，苦日子似乎没有尽头。

随着新中国的成立，章贵终于迎来了宿命的转机。章贵虽然回不来勇太，但从小就听母亲讲过章家和周家的交往，对于母亲口中的大人物形象郭沫若充满神往和好奇。

当他得知政府要建郭沫若纪念碑时，就经常跑到筹建处去帮忙，一来二去就和值班人员熟识了。值班人员得知他的身世，又见他口龄伶俐，就邀请他去楼前工作。

一开始，章贵即使没文化，只能干些搬搬扛扛的力气活，但章贵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，更想深入了解郭沫若的生平事迹，于是他白天工作，晚上去读夜校，刻苦学习文化。

经过数十年的努力，章贵对郭沫若作品和生平事迹有了深入的了解，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，成了郭沫若研究专家和作家。

1982年，章贵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郭沫若纪念碑馆长。

而章家和周家延续数辈的交往在章贵这里又续上了。1959年，郭沫若的儿子周海婴和章贵在湖州郭沫若纪念碑相见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

周海婴主动提出要为章贵的新书作序。1976年，在郭沫若逝世四十周年之际，周海婴又邀请章贵同去日本，期间，年长几岁的周海婴对章贵照顾有加，过马路都要拉着章贵的手，怕他撞到车上去了。

两人虽然差了一个辈分，却交往频繁，无论是你到湖州还是我到北京都要聚在一起坐坐。郭沫若先生的在天之灵应该欣慰，他和瑝的后代终于实现了人格与身份的平等。

晚年的章贵对于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，他的儿子当了一名纺织厂机械工程师，女儿做了幼儿老师，工作都很体面。

章贵在1993年退休后还继续活跃在工作岗位上，经常给来参观的现代人讲解，告诉他们今非昔比，瑝的后代们已经过上了好日子，郭沫若先生小说里瑝家的悲惨景象已经永久地成为了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