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个下层的社会阶层跃居成长史，和她们疏离的信念当今世界
译者/玄奘法师
（一）
一炮而红后的刘军医师，病人嘴中的王秘书长、著名研究者，桑翁的看似“出急诊”。
假如你足够多幸运地，抢下了王医师的挂号，所以将有良机在周二的下午，赢得同他聊天的良机。
两个下午，100个病人，平均值每一病人能在王医师这儿赢得的诊治天数，不能少于3两分钟。
刘军提问病人的难题，快而急促，短小精悍。但假如你也是慕名而来来找他动手术的，那有很大的机率，会被婉拒。
“王大夫我慕名而来，大老远了。”
“我病人太多约不上。”
“你给我做我安心。”
“找我至少要等2到4个月。我就是建议手术，在哪儿做，找谁做，这个自己决定。”
“我就想找你！”
“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做不完。”
这就是王医师不爱出急诊的原因，他盛名在外，全国各地的病人赶到沈阳，希望能排到两个手术良机——但仅仅是医院内部“走后门”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塞给他的病人，刘军已经做不过来了。
两个下午的急诊下来，“收上来的病人，还没有得罪的人多”，因为“关系户”太多，普通的病人只能全部婉拒。
“每年主刀完成各类甲状腺及甲状旁腺手术近2000例，为目前辽宁省内每年完成甲状腺手术例数最多的外科医师。”
最多的时候，刘军一天手术量高达14台，从早晨7点多一直要站到晚上8点才能休息，“两腿发沉，感觉像支着两根木头棒子。”
刘军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副秘书长。与这个头衔相比，王医师更看重一家名叫“好大夫”网站上面的评价。
刘军在医院内部也会赢得一些奖项，但他觉得没意思。“一群人戴着花，等着领导接见，领导来了，跟你照个相，然后拍屁股走了，你说有啥意思？”
“好大夫不一样，这是老百姓给的，病人两个两个给你评出来的，是你四五点钟起来，两个提问两个提问做出来的。”
在“好大夫”上，全中国的甲状腺外科，刘军排名第二位。排他前面的是上海瑞金医院普外科秘书长费健，只比他多了0.1的推荐度。
刘军很在乎这份荣誉，视为对自己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最高的赞美。
（二）
以上的故事，出自我刚刚读完的一本非虚构作品：《张医师与王医师》，这本书的译者是两位著名的媒体人：伊险峰和杨樱。
这本书以庞大的细节，描写了90年代身处国企改革、城市去工业化等大变革下，三个下岗家庭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，辗转腾挪。她们的父母使尽浑身解数，在时代崩塌、解体、堕落的过程中，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掉队，而且进入到富裕且专业的群体中，完成了难能可贵的社会阶层跃居。
张晓刚是本书的另一位主角，他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，然后在301医院念完了博士，如今是总院神经外科副秘书长。
刘军和张晓刚都是本书译者伊险峰的初中同学，当然，书中这三个名字采用的是化名。
三个人都是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出身，面对有限的资源，三个人都不负众望，成为社会专业人士，无论是其学历、职位、专业能力、社会地位还是财富收入水平，她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精英社会阶层。
一炮而红后的刘军虽然不止一次在书中抱怨，忙碌的工作导致自己的生活毫无质量。
但高强度工作至少带来了两个好处——王医师有着令人羡慕的收入水平。
在谈到自己女儿的将来时，刘军曾有以下表述：
“给女儿的留学钱？那才需要多少。假如（女儿）喜欢北京上海，买一套房，一千万够不？”
假如你熟悉东北人的说话方式，就明白王医师“一千万够不？”并不是一句疑问句，而是对自己所拥财富的一种轻描淡写式的展示（有些场合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含蓄的炫耀），它其实是一句陈述句：
几百万的留学钱不算什么。在北上这样的一线城市里，我也有能力给女儿全款买一套品质不错的房子。
（刘军女儿一度希望离开沈阳，留在上海）
书中虽然没透露两位医师具体的年收入，但对著名三甲医院收入体系有所了解的朋友，不难猜到，这两位“著名研究者”级的外科副秘书长，年收入可以达到怎样的数量级。
更何况，刘军还有着近乎魔鬼般的勤奋，他两个人一年要操刀2000台手术，“相当于复旦肿瘤头颈外科全科总手术量的三分之一。”
年薪过百万，几乎是没什么争议的数字。至于到底是几百万，就像王医师谈到自己去外地做的手术量一样，“不能说得太具体，会有人觊觎。”
当然，这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社会阶层跃居励志书，译者用大量篇幅，呈现了两位医师完成社会阶层跃居之后的苦恼——信念当今世界的分裂、疏离，和一种不情不愿下“信念腐败”的过程。
“既不能忠实于自己的真实心意，与‘社会’保持距离，又掌握不了适度地沆瀣一气的复杂技巧。”
用李海鹏在本书序言的一句话总结，就是：
“我们都这么庸俗了，怎么还是不快乐”。
（三）
学历、能力、财富、名气、社会地位统统具备之后，张医师和王医师，仍像刚刚步入社会时一样：
最大的苦恼，是自己的姿态“不够社会”。
她们从小被要求奋进、诚实、正直自尊，但真正走入社会之后，不得不狼狈慌张地补习圆滑、世故、狡黠和复杂的说谎艺术。
“关系”、“社会”这三个东北最具深意的词汇，反而成了她们的噩梦
这可能是很多专业人士、社会精英和奖学金男孩，相同的苦恼与信念困境。
必须承认，同样作为曾经的“乖孩子”，同样从小就被教育“人要凭真本事吃饭，投机钻营可鄙，溜须拍马可耻”——我对书中描写的两位医师面对社会时的苦恼、疏离和拧巴，感同身受。
我还记得，上大学时经常和几个好哥们讽刺吐槽几个学生会干部，我们给她们取了两个讽刺性外号：京巴（哈巴狗），几个学生会干部根据职级我们叫她们大巴、中巴、小巴……
因为我们觉得她们年纪轻轻，就满嘴官腔，一副部长做派十分恶心。
（谁年轻时希望成为王秘书呢？）
后来毕业了进电视台做记者，那还是在“十八大”之前，和官员们一起吃饭、喝酒是跑政府口记者的常态。
经常在酒桌上，我会感到无地自容。有时候这些人的马屁拍得我这个局外人，都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，但这些人包括被拍的领导，似乎对此早已习以为常。
这也是张医师和王医师所面临的信念困境，书中两位医师反复提及：
“要是会来事儿的话，（很多）难题就解决了。”
两位医师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，也因为“不能来事儿”，付出了很多代价，遭受过不少社会毒打。
比如刘军毕业留院的时候，老师跟他说“你表现挺好”，结果刘军就傻呵呵地觉得难题不大，也不懂送礼。真毕业的时候，没留他，傻了。赶紧通过关系找到两个副院长，打了招呼，终于留院了。
张晓刚也有着相似的经历，他毕业时成绩很好，但只能分到大连分院，结果连这个名额也被人顶了，又分到丹东的分院——张家最终通过关系，让张晓刚留到了总院。
比如刘军因为过于耿直，不够圆滑，在医院里得罪了不少人，包括领导。代价是，刘军很快遭遇到明火执仗的“小鞋”穿。他申报的科研基金，领导竟然说：
“我把你的项目报告整丢了。”
那是王医师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，他一度考虑是不是要移民，在国外重头开始。
这就是二人信念危机的本质：
一种巨大的，个人无法忤逆的幻灭感。
因为在价值观层面，她们曾经所信奉的，和这个社会真正运行的逻辑，有着迥然的肌里。
她们恍然惊觉，父母学堂所教授的处事准则，在当下的现实社会中，呈现近乎童话般的天真——
假如你执拗地试图要保持这种天真，则会不可避免地被“社会”所疏远，并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于是，从小到大，内心深处一直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出现摇摆，在这种令人痛苦的摇摆中，她们不得不以一种不情不愿的拧巴姿态，委身讨好并加入“她们”的当今世界。
（四）
成熟的说谎技巧、高超的接人待物能力，春风化雨般的巴结、谄媚和拍马屁的造诣，可攻可守的狡黠性……
所有这一切，在工人阶级子弟所受的教育中，都是缺失，甚至是被警惕、鄙夷和不耻的。
“奖学金男孩”努力奋斗的两个下层动力，就是希望跳出父辈社会中，凡事都要找关系、拼背景的潜规则体系，她们希望能够凭真本事吃饭，靠学识和专业能力在社会上立足。
但当她们走上社会才发现，虽然博士学位给了她们比父辈更高的起点，但本质上，她们并未能跳出那个令人厌恶，却无所不在的“关系网”。
她们蓦然惊觉，这个社会，并不是说你有好的学历，有业务过硬的专业水准，就可以如鱼得水。相反，真正在社会上可以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的，反而是教育观念中那种一直被立为“小人”的形象。
有时候，“她们”仅凭潜规则拉关系，“耍嘴皮子”就能赢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和资源。甚至，凭溜须拍马轻而易举地将原本属于你的东西，毫不脸红地抢过来。
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，其价值观出场设置为善良、耿直、心口如一等“君子”参数的张医师和王医师，当然会感到某种幻灭。
举两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：
就是你从小到大的教育，无时无刻都在告诫你，做人应该像海瑞一样。当你真的走上社会之后，在碰得头破血流之际，失望地发现， 像和珅一样八面玲珑才是两个“社会人”应该具备的素质。
正如王医师无比厌倦“混社会”，他仍试图保持一种专业人士的“清高”：
“哪个科长来了，处长来了，我愿意搭理你就搭理你，不愿意搭理就不搭理。我不用巴结你，不用说小话。我没啥求你的。”
但谈到女儿时，王医师的清高会瞬间被击碎，他说“女儿是我的软肋”，假如女儿将来也学医：
“我就得违心，就得跟她们喝酒，拉关系。我现在奋斗一年顶我女儿奋斗多少年？”
于是，两位医师不得不完成自己的中年蜕变，她们终于变成了不情不愿的荷花式人物：
“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，有的部分染，有的部分想染却染不上。”
这儿是思维补丁，谢谢你的阅读。
